Neferti Tadiar, “Prostituted Filipinas and the Crisis of Philippine Culture” in Things Fall Away: Philippine Historical Experience and the Makings of Globalization Brenda S. A. Yeoh, Shirlena Huang and Joaquin Gonzalez III, “Migrant Female Domestic Workers: Debating the Economic, Social and Political Impacts in Singapore” in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view, 33(1): 114-136 Pei-chia Lan, ”Migrant Women’s Bodies as Boundary Markers: Reproductive Crisis and Sexual Control in the New Ethnic Frontiers of Taiwan” in Signs: Journal of Women in Culture and Society, 33(4): 833–861
Tadiar、Yeoh和Lan所撰寫的三篇文章，我認為，均能充分地與Sassen的survival circuits做對話。
Sassen所談的survival circuits是描述全球北方與南方的經濟結構差距，這種差距促使南方國家將人民輸送至全球北方從事勞動。Sassen對這些來全球南方的跨國工作者所提出來的，是一個經濟結構上的解釋。Sassen在文章中以菲律賓為例來解釋survival circuits，雖然Tadiar並不是談survival circuits，但若將Sassen和Tadiar的論點擺在一起看，我認為Tadiar為survival circuits裡所談的娼妓與性產業的部分，提供了一個殖民結構與文化面向上的解釋，而且並非如Sassen所談，女性似乎是「被」送至全球北方的，在Tadiar的解釋裡，菲律賓的女性 (一種具有Pinas形象的女性) ，是有其主動驅使自己前往全球北方的可能性的。
Tadiar指出，菲律賓受制於美國殖民結構的力量，這種殖民結構創造了某種宰制女人 (作為娼妓) 的文化幻象，但這種幻象卻又使得女性主動投身其中。Tadiar並以此回應馬克思所解釋的交換關係的理論，「交換關係是獨立於製造者的」，認為菲律賓女性本身受制於殖民和父權結構，卻是主動地將自身化為客體而進入交換關係。因此，Tadiar指出，女性在此不隻是產品，亦是製造者。在此，若揉雜地看Sassen的survival circuits和Tadiar論述的菲律賓女性，則會發現，不隻是國家或政府在全球經濟結構下剝削女性，更有可能的，是一種殖民情境所宰制的文化和經濟結構對女性進行剝削，並使女性剝削了自身。 (我的理解大緻是如此。事實上，這篇文章比較複雜，我自認掌握得不是很好。)
如果以Yan談的輸送勞動力的channel的概念，來理解Sassen的survival circuits，那麼Yeoh〈Migrant Female Domestic Workers〉和Lan〈Migrant Women’s Bodies as Boundary Markers〉這兩篇文章所要談的，即是這一人力流接收端的狀況。
Yeoh在〈Migrant Female Domestic Workers〉一文中，解釋這些外籍移工被引進新加坡後，對新加坡所造成的影響。新加坡本地勞工薪資上漲，便從周遭國家尋求便宜的勞動力，並引進新加坡從事可替代的家務勞動。而本地的男性或女性則能因此而從事高經濟生產效益的工作。然而，因引進移工數量太多，為遏止人們過度依賴外籍移工，便訂定嚴格的稅制以控制移工數量。此舉卻可能使新加坡社會中真正需要移工照護的老弱傷殘無法得到服務。引進外籍移工之後，這些移工亦對社會造成某些影響，如飛地式的族裔地景的產生，或者成為新加坡和移工母國 (如菲律賓) 國對國關係的政治籌碼等。
Yeoh在文章中提到新加坡和菲律賓等兩國政府因移工事件而使兩國關係生變，新加坡政府便對菲律賓移工進行管制等措施，移工政策成為一種國對國的政治籌碼。同樣的情況，亦發生於台灣。之前因菲律賓將台灣嫌犯遣返中國，無視台灣主權，台灣除提出抗議外，亦提議對菲律賓的移工行限縮政策。在此，移工的處境顯得艱難，除了如Sassen所言，全球經濟結構促使survival circuits的生成，但這個circuits並非一直都是暢通的，國與國之間的關係是circuits上可能出現的阻礙。若又在此回顧Tadiar的文章，也就是說，這一個circuits的成形，除了經濟結構外，亦有殖民或文化上的結構的宰制，而且這一個circuits本身亦是一種地緣政治學，國與國之間的政治關係亦是circuits成形和重整的重要影響因子。
Lan的〈Migrant Women’s Bodies as Boundary Markers〉通篇主旨即為，台灣作為survival circuits的人力 (channel) 接收端，當這些跨國人力 (外籍家務移工和配偶) 透過survival circuits嵌進台灣時，國家如何透過人口的治理技術定位這些跨國人力並將其重新配置，而從這些配置和重整的過程中，這些外籍家務移工和配偶的身體，又如何彰顯台灣的國家、性別 (Lan在文章後半部分甚至指出，支配這些女性的，不隻是一種性別控制，也是訴諸一種道德控制)和種族等意識的支配作用力量。
Lan聚焦外籍家務移工和配偶的複雜交織，把以往多被分開探討的兩個外籍人士身分揉雜處理，我認為，這也是這篇文章最有創意也是最有貢獻之處。Lan指出，台灣的社會需要外籍家務移工和外籍配偶，前者是用作代替核心家庭型態的雙薪家庭原本的母職角色，而後者則是嫁作台灣娶不到老婆的working class的單身男性，以扮演傳宗接代與從事家務勞動的角色。
Lan解釋，這兩種「需求」有其台灣的社會結構和社會脈絡，如家庭型態的改變 (原本大家庭所具有的社會照護的功能因核心家庭成為主流型態，而使小孩或老人的社會照護工作出現空缺) 、傳統重男輕女概念、女性教育程度提高多與中上階級男性組織家庭等。雖然台灣需要外籍家務移工和配偶來填補社會中的「某些空缺」，但宣揚多元文化價值的台灣卻仍將這些東南亞女性視作「種族他者」 (即便外籍配偶已成台灣公民) ，例如有官方論述認為這些女性教育程度低或語言能力不佳而認定其為無法養育新台灣之子的「不適任的母親」，甚至鼓勵外籍配偶家庭少生育和結紮等。這種透過人口論述和治理技術而將其貶低為次一階的、有所欠缺的公民主體，並驅使其補充自我「不足」以符合台灣公民的想像，與Yan所談的素質論述所造成的唯心驅動有異曲同工之妙：不管是中國鄉村農民或台灣外籍配偶，都被認為要彌補欠缺、提升自我，但不同的是，農民是被用作填補都市所需的「勞動力」，而外籍配偶則被認為要當個合格的母親，亦即有能力生產又能養育新台灣之子的「生育力」，以貼近台灣人口治理所被訂定的那個norm。
Lan在flirty maid, unqualified wife一節中，探討來自東南亞的外籍移工的「熱代女性」的豐腴、賣俏、貧窮、低落道德的刻闆印象 (如菲律賓盛行的sex tourism和mail-order brides等風氣) ，如何引發女主人 (認為女傭可能危害家庭) 、社會治安 (女傭可能夜盜逃跑而逃跑外勞可能從事賣淫或非法打工等) 的疑慮。雖然Lan在這一章節有處理外籍移工變外籍配偶的部分，但這部分Lan所指稱的是外籍家務移工是被認為以其豐腴、多產的女性形象贏得台灣男人的心 (而非教育程度、貞潔的女人) ，因此，也並非明確談論unqualified wife一詞在這一章節所指涉的意義。我認為，Lan似乎沒有充分處理unqualified wife的部分 (即便有談wife，卻也隻是佔極少的篇幅) 。
我個人很喜歡Lan的文章，這篇文章所要處理的議題很複雜、架構很大，但Lan卻能以非常精簡的統計數據和文獻，把很複雜的現象拉出清楚的論述脈絡。我認為，這篇文章的論述架構、寫作技巧和段落安排非常值得學習。
略讀這三篇文章，並試著將其與Sassen提出的survival circuits作一些對話。基本上，不管是這三篇文章或Sassen，這些作者所著重的都是以女性為主體的survival circuits的討論，似乎少見以男性為主體的討論。我好奇的是，survival circuits本身有沒有性別上的差異？以男性為主體的survival circuits和以女性為主體的survival circuits，其各自所成形的樣貌，有沒有地域或版圖上的差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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